序言 / 赵厚发

在部队时，我便与战友们说过，待我年老，定要写一本回忆录。去年孙子从北京回潜江探望爷爷奶奶，我和他谈起余生的三个心愿：一是学书法，圆我多年的书法梦；二是写一本回忆录，并让孙子录入电脑，发不发表全凭他意，我不过想留一份精神遗产罢了；三是盼着孙子从国外学成归来，早日娶妻生子，让我能抱上重孙子。

写回忆录的想法由来已久，可真要动笔，却并非易事。前年我拟了个提纲，至今仍搁置一旁。此次听西木老师讲回忆录写作，我深受启发，更坚定了完成回忆录的决心。打算上完课就动笔，昨天已买了十几本稿纸，准备工作已就绪，只待付诸行动。我想，再不写就来不及了，毕竟我今年都已73岁了，所以计划两年内务必完成。

我这一生，既幸运又不幸。幸运的是，与我年纪相仿的儿时玩伴，许多人在农村辛苦劳作了一辈子。我并非说农村不好，只是相比之下，我比他们幸运，早早跳出了农门，而他们却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与同学、战友相比，我也算幸运，起码我在部队提了干，如今是个衣食无忧的退休公务员。有的同学在学校时成绩比我好，但踏入社会后，发展却未必有我好。总之，我自认为是个幸运的人。

然而我的人生也有不幸之处。我是个遗腹子，母亲离异后，从娘胎里就把我带到了别人家。在赵家，我排行老大，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1963年，继父因公去世，那时我才11岁。母亲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，生活异常艰难。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，孤儿寡母、家大口阔，年年都是超支户。家里穷得吃不饱、穿不暖，穿衣基本靠政府救济，吃饭则靠红薯、胡萝卜等杂粮来补充。

我凭借自己的努力，也沾了根红苗正和叔叔的光，18岁入了党，同年参军。我教过两年书，当过公社广播员，还被列为年轻干部培养对象。验兵时，我身体和政审都合格，便执意放下团干的职务，要求参军。1970年参军，直到铁道兵撤编，我才转业回原籍税务局工作。在东北，天气寒冷，生活艰苦，但我跟随铁道兵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，斗严寒、战风沙，吃高粱米，在东北、内蒙生活战斗了十四年。我从战士一步步升为文书、班长、副排长、排长、副政治指导员、政治指导员，一级一级往上升，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向前走。可正当仕途顺畅、官运亨通时，却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命令，撤销铁道兵，归并到铁道部。这犹如晴天霹雳，毁掉了我继续升迁的前程。不过，组织上照顾我，让我转业回南方，分配到税务局工作，这份工作也是人人羡慕的。只是我自己没把握好，在职务升迁方面不太如意。

不过回顾自己的一生，虽有不幸和坎坷，但总体来说还是幸运幸福的。我有一位漂亮能干的妻子，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，孙子身高1.85米，前年在英国读书，今年转到新加坡。儿媳妇是东北人，性情直爽，对我们也很好。我爱好广泛，尤其喜爱文学写作和文艺创作，至今笔耕不辍。无论身处何地，我都过得充实、快乐。赶上这和平安宁的新时代，我们的晚年生活也十分幸福。我一生阅历丰富，履历光彩，经历平凡却又不凡，足矣！我将用笔记录下人生的点点滴滴，以慰自己，以飨后人。

第一章：童年往事

一、应运而生

1952年农历九月初二巳时（换算成阳历是10月20日），是我出生的日子。彼时新中国成立刚满三周年，新民主主义正稳步迈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征程。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，划分成分、打击土豪、斗争地主、分配田地，农村的贫下中农们斗志昂扬，革命的浪潮如燎原之火，势不可挡。

我赵家的爷爷赵代云，在解放前因过度操劳，早早染上疾病，不幸离世。奶奶陈春喜带着两个孩子，从30岁起便开始了守寡生涯，一生未曾再嫁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奶奶个头不高，身形清瘦却透着一股干练劲儿。她头上常常裹着一条黑色头巾，喜欢穿深灰色的对襟上衣，搭配着大裤筒的折腰裤子。奶奶裹着小脚，可走起路来丝毫不比旁人慢。她十分勤劳能干，家务活干得又快又好，是个地地道道的“利索人”。

奶奶小时候受家庭熏陶，学会了不少土方医术，比如刮痧、挑“阳冒庁”、看眼病等。乡亲们时常请她用这些土方土法帮忙治病。奶奶还会擀面条，每到春节前，家家户户都要擀面条储存起来过年。许多人都会请奶奶去帮忙，她总是拿着一根擀面杖，早出晚归。爷爷走得早，奶奶不得不学会独立，变得自强自立。然而，奶奶常说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寡妇带着孩子生活，着实艰难，受尽了歧视与折磨。

奶奶娘家父亲开药铺，经济条件稍好一些。除了娘家的接济，奶奶还凭借自己勤劳的双手，以及给邻里乡亲用土方治病攒下了一些钱。可听说滩上的土匪经常到垸子里来“撬腿子”（抢劫），奶奶从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和积攒的钱财都被抢得一干二净。即便如此，奶奶还是独自将两个儿子抚养长大成人。大儿子赵谓忠，小儿子赵运忠，长大后都很有出息。兄弟俩出身贫农家庭，从小目睹土匪抢劫财物、地主欺压穷人，心中渐渐萌生出疾恶如仇的正义感。后来，在革命同志的引导和思想熏陶下，他们毅然投身革命，积极参与领导清匪反霸等土地革命运动。父亲和叔叔都成了土改干部，父亲担任队长，叔叔担任书记。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长，直到1963年因公去世。叔叔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从土改一直干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后来因身体原因，组织照顾他调到公社卫生所和社办企业榨油厂继续担任书记。相比农村工作，机关工作要轻松许多。

我的父亲赵谓忠，解放前曾娶过一个姓孔的妻子，土改时因病去世了。恰在这时，我母亲回了娘家。父亲在九队，母亲在十队，两家距离不到一公里，再加上有人撮合，他们便走到了一起。我母亲不到十六岁就被送去做童养媳，与汉江边滩上姓李的男人结了婚。旧社会里，童养媳地位低下，受人歧视。母亲结婚八年都没有生育，尽管夫妻感情不错，可婆婆却对她百般歧视和虐待。据母亲说，婆婆（我亲奶奶）十分狠心，不给她好吃的，一家人吃两种饭菜，母亲常常挨饿受骂，受尽了屈辱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妇女得以解放，母亲毅然离开了李家。当时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有身孕（其实已经怀上我了）。母亲谢桂枝回到娘家后，正赶上土改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。也许她是担心做过伪保长的父亲被革命浪潮卷进去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；也许是因为赵家兄弟俩当初是革命的红人，在别人的撮合下，母亲与沉浸在丧妻痛苦中的赵谓忠重新组建了家庭。

母亲嫁到赵家不到八个月，就生下了我。然而，当时没人去追究什么。这在赵家可算得上是天大的喜事，因为生了个儿子，填补了爷爷早逝、奶奶守寡、孔姓媳妇又不幸夭折，以及家中缺人少欢乐的空白。赵家祖辈父辈们都把我视作心肝宝贝，认为是上天赐予赵家的福分，一家人对我极为宠爱。

二、差点夭折

听大人们讲，我出生后患上了抽筋的毛病。三岁之前，时不时就会犯病。犯病时，浑身抽搐、发抖，严重时还会休克过去。当时农村医疗条件落后，找不到好的治疗方法，就采用一种“倒着吐”的土办法。即大人将我的两条小腿合拢提起来，头朝下，使劲抖动，并且边抖边走动，据说还要跨过几个门坎。不犯病的时候，我还是非常乖巧可爱的。叔叔特别喜欢我，常常带我玩耍，把我顶起来放在他肩膀上，我骑在他脖子上，他抓住我的两只小手向上左右张开，做出飞翔的动作。这种玩耍方式在农村叫“顶阿马”。虽然我幼年“灾性”不断，但在家人的宠爱和呵护下，我的身体慢慢恢复，变得强壮起来。过了三岁，我开始摆脱疾病的困扰，成了正常的小孩。由于我是赵家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孩子，加之身体弱多病，按照农村的说法，也是一种迷信观念，说取名叫“憨子”，孩子就养得起，否则会夭折。这就是我乳名“憨子”的来历。

三、家中老大

在我两岁时，弟妹们相继出生。在我后面出的是堂妹，叔叔的老大。叔叔赵运忠的大女儿赵厚珍（小名：从英）1954年农历冬月30日出生；接着，我的同胞弟弟赵厚新（小名：剑和）1955年农历7月25日出生；叔叔婶婶的二女儿赵厚香（小名：年珍）1957年农历腊月26日出生；我的胞妹赵厚兰（小名：翠兰）1958年农历8月20日出生。进入60年代，我父母又生下了老幺赵厚义（小名：四元），幺弟出生日期是1962年12月1日（农历冬月初五）（另外，幺弟之前，母亲还怀一男婴，因难产，胎死腹中，被送往县医院，用手术刀一块块切割拿出来的，我亲眼所见）。那时不兴计划生育，叔叔家又添了一女二男：女孩小名叫伏香，学名叫赵厚喜，1961年5月30出生。叔叔赵运忠和婶婶李焕英生了4个女孩，一直盼着能有个男孩。1964年农历4月初7，婶婶终于产下一个男婴，小名叫汉香，后来取学名叫赵厚红。1968年7月13日，婶婶又生下一个男孩，直接取名叫厚兵。叔叔我喊小爷，婶婶我喊幺妈。小爷盼男孩盼了好久，终于如愿以偿，对后面两个儿子疼爱有加。厚红小时候得了“流气”（一种身上到处长脓包的病），小爷背着他四处求医，敷药喂药，精心护理，经过两年多才痊愈。小儿子几岁时，十分淘气，耍起横来就在地上打滚，小爷从不生气，总是笑嘻嘻地说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地下有虫子。”

我是家中老大，自然对弟妹们担起了“大带小”的责任。50年代，奶奶当家，我们同住在三间三拖带厢房的瓦屋里，据说是土改时分得的。我父母有三个孩子，叔叔婶婶有两个孩子。这个十口人的大家庭相处得十分和睦，无论是兄弟之间，还是妯娌之间，都相互尊重，从未红过脸。叔叔婶婶对我也疼爱有加。凡有好吃的，总先留给我。婶婶对我特别好，后来都引起了弟妹们的嫉妒。兄弟俩关系非常好，记得60年代初，由于孩子逐渐增多，房子住不下，人多住在一起也不方便，奶奶倡议分家。兄弟俩商量后，根据当时的财力，决定将原来的房子拆掉，紧挨着重建了三间瓦房和三间茅草房。谁住瓦房，谁住草房呢？奶奶主张抓阄，可父亲却主动发扬风格，分家那天，他说：“我是大哥，我住草房。”就这样，我们一家五口人搬进了茅草房。奶奶由兄弟俩共同赡养，轮流住，一家住三天。那时奶奶才50多岁，无论住在哪家，洗衣、带孩子、做饭，这些活儿奶奶都包了。

四、父亲去世

我的父亲（虽准确说是继父，但文中仍以父亲称呼），是个情感丰富却把喜怒哀乐深藏心底的人。他平时不苟言笑，待人却真诚和蔼。他追求时尚，困难时期仍腕上戴一块手表，死后还留下了一套专程从沙市购买的尼子中山装。父亲长相英俊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匀称，颇有美男子的风范。唯独一只眼睛因小时候长疮留下疤痕，影响了后来的视力。父亲去世时还不到四十周岁。

1963年端午节前夕，三间低矮的茅草屋里，迎来了从天门岳口来的姨妈姨父一家人。姨妈的名字我都不知道，只听母亲说过，姨妈小时候被卖到了河那边。旧社会兵荒马乱，日子艰难，外祖父在外婆去世后，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生活，实在举步维艰。舅舅不幸夭折，只剩下姨妈和母亲。姨妈十四、五岁时被外公卖到天门岳口，与一个姓张的农民儿子成了亲。姨妈嫁人后，从来没回过娘家。因为娘家只有孤老父亲一人，靠“五保”救济过日子，母亲改嫁嫁了个土改干部，当初觉得挺风光的，所以姨妈带着全家第一次回潜江省亲，就挤在我们家三间草房子里。由于住不下，除两间房外，姨妈姨父就在堂屋打了个地铺睡。父亲提出上公屋里去睡。父亲担任生产队长，他去队部让守夜的保管员李家寿回家，自己替保管员守夜，睡在他的铺上。半夜三更，天突然下起暴雨，禾场里堆着白天晒过的小麦。父亲因小时候得过眼疾，一只眼几乎半瞎，当他一边用话筒喊社员们“快来抢暴啊！”，一边用筐子装得满满的一筐小麦，扛着往仓库里送。他一只手扶着肩上装满粮的蔑筐，另一只手提着马灯（那时没电灯），一步一步，慢慢地登上粮仓的梯子。由于黑灯瞎火，眼睛又不好，加之心里着急，父亲不幸将腰扭了。社员们赶来后将他扶回家。父亲躺在床上，姨妈他们觉得不方便就回去了。父亲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，奶奶、母亲和叔叔陪在他身边，听着父亲疼痛难忍的呻吟，我在床前暗暗落泪，奶奶和叔叔都哭了。叔叔请来钟市卫生院李院长亲自给父亲看病，李医生开了药方，让我赶快去卫生所拿药。我手持药单，边走边抹眼泪，等我从几里之外将药取回，奶奶还为他信迷信。可父亲的腰里一圈全都是青紫色，呼吸也困难了。全家人配合医生忙乎了一夜，可到了凌晨，父亲还是走了。从受伤到断气，前后仅24小时（即一天一宿）。父亲是因公殉职的，然而，当时由于不知道政策，没人去为父亲申请公伤烈士什么的。如果评为烈属，我们小时候会得到相应的优抚照顾。这是我长大懂事后一直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。

五、童真童趣

我的童年是在家人的宠爱中度过的，充满了快乐。尽管六岁之前的事情记不清了，但六岁后的事情却依稀记得。1958年，中国掀起大炼钢铁和全面大跃进热潮。那时候农村办食堂，吃饭不要钱，但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抓得很紧。要是有人浪费粮食，就会遭到批判。记得有人把吃剩的白米饭倒进垃圾桶里，生产队墙上马上就会贴出大字报，发动群众进行批判，此后就再也没人敢浪费粮食了。我叔叔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婶婶担任贫农组长，还负责公共食堂的监督和管理。我利用这个便利条件，每到食堂吃饭，都能享受优先待遇。叔叔爱打猎，他有一把猎枪，我经常拿在手上练瞄准。有时叔叔出去打猎，我就跟在他屁股后面，帮他背上装猎物的篓子。要是打死一只野兔，我就跑到地里去捡，开心极了。那时原生态的树林、竹林都还在，经常有野生动物跑到庄稼地里祸害庄稼，叔叔枪法准，端起猎枪，野兽一枪毙命。叔叔每次出去打猎，都是满载而归。我有时候偷偷弄点叔叔的枪药，和大一点的孩子一起，自制炸“狗獾子”的炸弹，放进野树林里，第二天早起去看效果。虽然从没炸着过一个“狗獾子”，但依然感到很快乐！

和小朋友们玩游戏，是儿时最开心快乐的事。记得小时候玩跳行、抓子、摔纸炮、老鹰抓小鸡和捉迷藏等，这些游戏都让我终身难忘。